就这些热点问题，观察者采访到了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YuryTavrovsky）。他认为，美国现正利用欧洲国家由来已久的反俄传统力量，激发它们的军国主义和纳，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如是说。塔夫罗夫斯基表示中国的改革开放沿着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并且，俄罗斯《独立报》发表了一篇由尤里·塔夫罗夫斯基教授撰写的名为《中国不再惧怕美。
讲一则最新的时政热点以及你的看法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我们在日前的清华国际安全论坛上提出“构建天下有治的国际体系”主张，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后果已经开始由经济和金融领域向社会和政治领域蔓延，2024年将是一个更加动荡不定的年份。新的一年，世界经济难有起色，一些国家因社会动荡而引发的暴力事件和武装冲突可能增加。国际社会进入一个需要变革的混乱年代。
俄罗斯政论家尤里·塔夫罗夫斯基：世界局势看起来将比去年更不稳定。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危机是主要的动荡之源，它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国际问题。欧元的命运可能有几种结局，比如欧元区一分为二。美元危机也在加剧，不仅由于美国经济形势恶化，还由于各国减少美元储备的意愿不断增长。美元是美国维持霸权、抽取世界金融资源的武器，对其命运的担心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经济项目主任乌里·达杜什：2012年将是全球经济缓慢增长的一年。一方面，欧洲一些经济体已经步入衰退通道；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已经开始显着减速。全球经济目前最大的不确定性是欧债危机将如何演进。短期内，欧债危机急剧恶化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不能因此排除危机在年中或者下半年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的风险。
法国参议院副议长让－皮埃尔·拉法兰：我们将在今年春天逐渐走出欧债危机的阴影。第一季度欧洲的处境还会比较艰难，因为将相关决议贯彻落实尚需时日。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管理方式，并对各国现有体制进行调整。一旦相关新措施到位，信心就将得以重建。各国政府将采取更为有效的管理手段，包括通过“黄金法则”控制财政赤字。我们力争用三个月重新走上经济增长的道路。
大国关系或有调整？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奥汉隆：美国对外政策会否发生根本性变化并非取决于奥巴马总统能否连任，而是取决于预算。根本上说，奥巴马在对外政策上是个中间主义者，并不激进，非常务实。我认为，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政策是在表明，美国在亚太地区有持续的利益。但美中两国必须和睦相处。我们必须给予中国更多空间，以确认它自己的国力。
日本国际政治学者浅井信雄：日本对外政策最大的制约因素是日美安保条约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日美同盟关系。日本外交超越日美同盟进行调整的空间极小。日本将在亚太地区继续贯彻全面辅助美国政治、军事、外交的方针。野田内阁因其政治根基在国内尚未得到巩固，特别是在政治及安全保障等领域政策调整将会慎而又慎。
塔夫罗夫斯基：普京赢得总统选举基本没有悬念。在他重返克里姆林宫之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在实质层面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双方在反导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涉及彼此战略安全利益而几乎无法解决，俄罗斯或将被迫采取反制措施。俄罗斯同中国的合作将沿着现有方向继续发展，迅速增长的双边贸易额以及相当高水平的双边关系，将保障两国各领域合作继续积极发展，并且不可逆转。
阎学通：2024年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选年”，各国政治精英对国内事务的关注度将明显增加，某些国家的候选人会以牺牲对外关系为代价取悦选民，包括鼓吹或者实施更加强硬的对外政策，可能导致大国之间政治摩擦增加。
中东地区再爆战争？ 奥汉隆：以色列或者美国可能对伊朗的核设施采取行动，如果情况真是这样，我们不知道伊朗将会如何反应。我们应该设法同伊朗人达成某种妥协。他们可以进行较低程度的铀浓缩活动，但是不能制造核武器。这也许是我们能够接受的情况。如果这样，我们或许会解除制裁，这也是我期望看到的情况。然而，很可能的情况是，我们将看到伊朗保持核能力，而西方国家将继续加大制裁。 塔夫罗夫斯基：这取决于以色列政府的态度、美国制造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以拯救美元地位的决心等诸多因素。内塔尼亚胡政府关心的主要是维持党派执政地位以及以色列的生存问题。它完全可能在未得到美国许可的情况下扣动扳机，而无视可能给中东乃至整个世界带来的后果。而在欧元崩溃和危机可能扩散至美元的威胁之下，美国也可能唆使以色列或以北约的名义对伊朗实施打击。 浅井信雄：2024年，中东地区的混乱状态还将持续：叙利亚、埃及国内对立情绪严重，局势持续动荡；利比亚战后政治重建前景并不明朗。中东局势涉及地区以外多国利益，今后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而伊朗核计划引发的危机，更是加剧了很多国家的焦虑与紧张，可能会成为一条危险的导火索。 全球治理路在何方？ 阎学通：现行国际政治和经济制度缺乏自我调整能力，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建立“天下有治”的国际秩序客观上需要具备自适应的新制度。所谓自适应，是指该制度能够依据领域内势力结构的变化，定期调整领导成员的机制。 国际机制改革应该坚持权责一致、问题实力、区域优先和渐进改革的原则。比如：联合国安理会、二十国集团等需要进行新陈代谢，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应该在国际经济领域获得更大领导权，阿盟、非盟、东盟等区域组织应该在化解地区国家内部冲突以防止引发更大范围国际冲突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等。 达杜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确实在向一个新的时期过渡。在这个时期内，需要助推两个相辅相成的趋势：首先，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应在二十国集团等全球重要决策平台和国际机构中拥有更大话语权，这种改变将是深层次的，不仅仅体现在投票权的增加上，更要体现在重大议题的决策上。发达国家要和新兴经济体进行真正的对话和深入的商讨。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也需展现更多的主动性和领导力，为解决国际问题贡献更多的力量。 拉法兰：金砖国家在当今世界发挥重大作用，它们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参加博鳌论坛期间，五国领导人关于经济增长模式的对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们谈及的是一种更符合环保要求、更兼顾社会效益的增长。金砖国家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的作用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无论是联合国机构改革，还是世界货币体系改革，都可借鉴去年国际货币体系研讨会和二十国集团戛纳峰会的成果，肯定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